把好坏杠杆与近年企业杠杆率的分化现象结合起来看，我们可能会对中国经济前景产生更多的担忧。

在我看来，大致分做两类原因：（1）中国政府的抑商政策。没有有效的劳动力市场，或资本家权益的保护，国营企业就只能背着大约三分之一的"冗员"以及他们家属子女的各种福利与非国营企业竞争---灭顶之灾难免。

所以在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之后，粮食增产就为改革提供了正确理性的标准。中国政治有那些基本的性质呢?大致有二。这正是精英政治的特点。（2）贪污腐化不会减少。考查历史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事物发展的内在逻辑，根据这样的理解，我们也许能够说几句关于未来的话。

商人本是连接乡村之间贸易的"专业户"。在这种财产权利安排下，几乎马上就出现了"种粮专业户"和责任合同的"转包"。因此物价上涨最终要转嫁为政府的财政负担。

赵紫阳当时一定是看到了这个问题，认为政府只应当靠纳税人养活，所以才有第二个"分离"的提出。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官商勾结势必演变成张五常反复强调的所谓"印度综合症"。例如在目前人口压力下，农业技术应当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呢?还是应当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前者有美国农业的模式，后者有日本农业做模式。交换的第一个效率原则是由科斯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表的演说里提出的：经济效率要求生产每一单位产品的技术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总和最小。

"企业家才能"是每个人都具有的处理不确定性事件的能力，而"企业家"则是在具体的不确定性事件中控制局面的人。换句话说，这个规律不是党的总书记或其他什么权重一时的人物可以左右的。

所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而建立一个城乡自由流动的雇佣劳动市场，意味着对工人的宪法权利做相当彻底的修改，从而在实际上把"公民有工作的权利"改写成"公司有解雇工人的权利"。而党同政府的分离则涉及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改革。最初这叫做"离土不离乡"，后来发展大了，就升级成为新的镇或市，也叫做"发展中小城镇"。

既然失去了企业上缴利税的政府要靠纳税人养活，政府的合法性问题就提上日程了。原因是一旦制度问题解决之后，技术问题自然可以解决。所说的"交易成本"则含有两类费用：（1）在交换发生之前的费用，例如信息的收集，传递和交流等。如果法律不允许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占有一部分利润，那么他们的贪污腐化就变得情有可原了。

首先是"计划外价格"与"计划价格"的对立和向着计划外价格过渡，其次是定价主体从中央计划干预向着完全自由市场过渡。它在政治上遇到的阻力一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克服。

这些分析与判断，今天看来仍有重要价值。应当还是"礼义"和"止于至善"来的更为现实平等些---"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为人友止于信"。

不论如何，政企分离从来没有真正实现过。或者用国内经济学家如吴敬琏先生的话，叫做"放权让利的改革"。又例如政府职能转变，现在为乡镇和私人企业家参与国家政权提供了机会。编者按：本文发表于香港《信报月刊》1995年10月。在我看来，这个发展趋势也许是中国最终建立法治的唯一希望所在。一九九二年十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政治上为"深层次改革"做了一定程度的准备。

前者是精英，后者是民主。但是在"利改税"的情况下就很难协调了。

国有企业的工人没有土地，也没有其他的生产资料，他们只是名义上集体占有着实际上由政府控制的国有资产。于是有了民族主义和民族独立运动。

（3）中国毕竟实行了四十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养育了几代吃铁饭碗的"工人贵族"和盘根错节的，不了解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官僚体系，同时急需培养一大批企业家和有市场意识的管理人员。这就是我所谓的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他们只有知识和与之具来的独立思考。所谓"发展顺序"就是根据马克思的投入产出平衡表推导出来的"优先发展生产资料部门"的技术经济结论。我们能够期望的是象西方一样，党只控制政府各部的部长级人选，而不干预科层体系的运作。唯有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运动，既得了农民的支持，又具有严密的组织，所以能够夺取政权。

因为只有政治体制改革才能同时涉及或解决所提到的全部深层问题。这被称为"企业实际上的不平等竞争"。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后，我得到如下简短的，合乎我经验的，对中国大陆未来十年到二十年政治经济发展的描述：（1）政治局面不会大乱。这种超个人的力量如果太昂贵，交换关系就难以扩张，经济发展就停滞。

最近我们观察到新兴的最大的一批私人和社区的企业家们试图建立维护他们之间交换关系的超个人的力量。这个根本性的发展问题由于社会主义时期培养了一大批由国家养活的"工人贵族"（或"城市贵族"）而大大加重了。

中国人的自由和平等也就是在这些"纲常人伦"中间享有的自由和平等。我们对待大自然的态度颇象孔子对人生的态度，"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所以我这篇文章，要从五十年代开始，替读者理出一个传统，然后引出九十年代的问题。而专业户的规模经营直接威胁到国营商业，建筑业，农机服务业等等的"饭碗"。

在共产党内则有刘少奇、陈云在六十年代初期实行过的三自一包和减低农业税的政策。然而财产权利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交换，产权交换之后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受到产权所有者的控制，这些问题都涉及著名的所谓"交易成本"的概念。

有了企业家精神才会有技术创新。民族独立运动与经济上求富强一样，都是一个文明对外来挑战的回应。

这两项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最初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主导的鸟笼之内进行的改革。其理论基础是列宁关于"两大部类优先发展顺序"的论述。